当代中国画女性形象的文化意蕴——十一届美展作品女性形象研究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Female Imag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Paintings on the Female Image Works of the 11th National Art Exhibition

 

 

文/刘东方

 

 摘要：绘画不仅仅是文化的受体，而应主动地对文化作出选择。当代中国画从形到神完整地提示出女性形象，通过天人合一、生活共同体、历史记忆和生活世界等方面对女性的刻画，发现和确立女性形象的审美价值，使之作为文化主体进入审美领域，传递了画家的艺术态度与评价。 

关键词：中国画；女性；女性形象；文化意蕴

 

 

女性形象在绘画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说，女性的形象成就了绘画的辉煌。当代中国画，女性形象依旧是画家描绘的主要对象，如果没有女性的出现，当代中国画将失去光彩。绘画在塑造女性艺术形象的过程中，提升了人审美的精神境界，同时，作为绘画对象的女性艺术形象本身也具有文化属性，“人是符号的动物”,离开符号这一文化形式，人的精神发展就无从言起。画家以描绘女性为主要题材来创作，必然对这一题材的文化内涵作出选择。

 

一、共生的花

“共生”的观念由生物学术语逐渐运用到社会科学中，它的基本内涵为生物界两个或两个以上有机体生活在一起的共存关系，延伸成两者或两者以上事物之间相互依存关系、互动关系与合作的关系。所谓共生的花，指当代中国画有一种把女性形象视为自然与人文共生美的倾向，借助花之符号赞美和肯定人自身魅力与自身价值，以此来寻求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生命精神。这与将女性视为“花瓶”不同，其女性形象以“花”的姿态闯入观者的眼帘，这些形象不仅以一种视觉美感的符号，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凝视的快感，而且以天人合一的神圣的光环和对女性生命价值的思考和表现为责任，表现了画家的人与自然共生观念。

同样是描绘女性的“花之语”，当代绘画与传统绘画有不同的内涵。传统绘画中除了描绘女性美貌之外，还要描绘其传递儒家宗族社会所期待的顺从美德，文革期间的绘画则描绘其红色精神，因此，传统绘画中的女性形象往往是柔顺、娴静、文雅和亲切的美德女性；后者则是红、光、亮、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铁姑娘，女性形象“男性化”，出现女性魅力缺失的女性美失语症，这些绘画或者符合儒家规范的要求，或者符合红色思想的建构，皆属“男权体系思想建构”。这两种绘画都远离了女性自身的生命魅力。

当代中国画把女性形象绘成共生的花，其主要特点是扬弃意识形态的规定性，追求东西意象融合和传统与现代意识融合，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运用线和光影明暗、色彩感、体积感、空间感等方式，表现了女性的“花”之美，所表现的女性形象往往都无怨无怒、不悲不喜，皆是美丽而无表情的“花”，空山无人，水流花开。如，徐惠泉《花之梦》，在人物背景设计上，一改让一些出土古漆器具和梳发、残碑旧帖来增加画面古老沧桑感的做法，营造一种分割不等纵横交错的线条与布陈着神秘色块的墨点的共生的花之空间，照明灯、摄像机的介入，又在诉说着时代性，江南女孩美丽形象，在花的海洋中，与花一起成为人们摄影的美丽目标，显现出了一种视觉的新奇和自然与人文共生的倾向。吴天文的《那时花开》，绿叶映衬下盛开的鲜花与三个读书时代的女孩，交相辉映。在营造画面时，注重了人与花在空间秩序的经营，不知女孩比花美还是花比女孩美，女孩像花一样，花开的时候也正是女孩的花季，将天人合一的观念融于视象结构中。陈子的《母亲》，直接把两个抱孩子的母亲当做花来描绘，这里，画家不追求特定情境中的人物身份、性格、心理的表现，抛弃了对人物内在精神与个性的刻画，把人物当做“花”来表现，画家有意降低颜色纯度，并通过擦、揉、洗、磨和冲、积等肌理制作手段，营造出朦胧飘渺美感效果，表达了作者对自然与生命的关爱、对美的理解与追求。画家从女性是花的象征中获得心灵与大自然的契合，得到愉悦和精神的升华，物我一体，天人合一，追求自然与人文的协调发展。绘画中的女性美与自然美合一，把美的意义发挥得淋漓尽致，给人以在现实生活中难以获得的最为纯粹的美的愉悦和享受。

 

二、共同体意象  

所谓生活共同体意象，指当代中国画在表现人物形象时，将女性与男性共同置于画面，把绘画创作为一个男女共同为主体形象的“在场”世界，来传递画家对人生的感受和视觉体验。艺术的本质是视觉的，中国画出现了男女共同“在场”组成画面世界的视觉价值取向，体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概念，这与女性仅仅被描绘成被男性观看、凝视的视觉对象不同，不再是“看与被看”的关系，而是共同“在场”关系，表达了阴阳组合天地、男女构成世界的文化观。作为共同体意象的男性画家，不少人喜欢描绘意象体的另一半，何家英、宋丰光、张望、徐惠泉等著名画家都偏重于女性描绘，但是他们却反对把女人当美人看，“美人”往往是千人一面，而“女人”则是具有丰富和自然健康内涵的形象，何家英说笔下的女性形象是自己“内心世界的表达”，“必须要赋予对象以我的思想、感情、格调，这才是我的画。”不管所画对象多么不同，“但她们一例都有一种高洁的气质、伤感的情绪，而我的人生体验里，总觉的这是最美的，或者说，在我的审美理想中，是一种情操上的取向，而我赋予了她们。”可见，无论男性还是女性画家，表现女性形象是为了反映了自己的艺术人生理想，女性形象是一个富有文化主体内涵的艺术符号。

当代中国画主要是以“家”的符号来表现的男女共同“在场”的主题。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是一个体现男女共同体价值的方式，应该是表现女性形象永恒的主题和永远空间。如陈治、武欣的《零点》，刚出浴身着白色连衣裙打电话的妻子旁边，是笔记本前打电脑的潇洒的丈夫。夜晚，是年轻的丈夫与年轻的妻子共同的温馨的夜晚，一群小玩偶在他们身后做着证明。作为理念的感性显现的作品，表现了共同体理念，深层中潜隐着一种情绪氛围和深层心境。画家运用西画解剖、透视法，人物形象比例、结构准确，人物衣饰也随着身体结构的变化呈现科学性的褶皱，同时强调色彩的视觉快感，作为一种纯粹语言来表现对人物形象的色彩感受，达到了一种现代感的色彩形式美。袁玲玲的《似水流年之三、四》，先后描绘了恋爱和怀胎两个阶段，表现恋爱中的女人，必然表现恋爱中的男人，怀胎中的女人身后依靠的也是男人，散开的花，点缀着画面，画家将写实与装饰风格相融合，恰当地表现了自己审美情趣和心灵世界。向洋的《新居》，画了一对年轻的夫妇，粉刷房子，以备搬进新居，更是直接表现了二人为家的概念，其思考艺术的内质与人的体验直接共鸣。

宋丰光、张锦平《渔家秋歌》，画家把自己的思想空间和更为宽阔的芦苇背景联系起来，在文化深层中刻画了一个三代人的现代渔家，把刻画形象和造就画面整体意境的向往联系起来，实现了从传统的有形表现到现代变形，甚至抽象表现的转化，把人物、芦苇和船在秋色中的色彩通过过渡和虚染，使色彩效果与宁静、空灵的意境表现和谐，实现了现代色彩审美需要的效果，传达了作者所追求的共同体意蕴。

尚可的《好心情》，描绘一家三代自驾旅游的场景，画面的右侧是女孩、母亲和奶奶(或外婆)，左侧是父亲和爷爷（或外祖父），三代都有女性，显然，女性是主角，但是世界离不开女性，也离不开男性，作者根据现代生活感受与艺术观念对人物进行了变形处理，不求空间的三维性，对人物形象及空间内其他物象进行平面化处理，消解了体积与厚度感，作者着意于勾染的简和略，在率意中调动线条表情，黄绿色调的暖意的画面传递着男女共同创造世界的视觉效果，增强了作品的视觉冲击力。 

 

三、历史的记忆

所谓历史的记忆，指将女性形象与历史时空联系起来刻画，表现女性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价值，显现出了一种视觉的新奇与历史的凝视。历史是一种“呈现的真实”，历史与记忆相关，历史的“绘画表现”是作为形象“记忆”的延续，正类似于个人有着自己的记忆，没有记忆的人也是不可想象的；同样的，一个民族的绘画，作为一种文化，也需要延续自己的记忆。雅斯贝斯思考历史时，强调人类历史通过记忆与现在联系起来，“历史是记忆，我们不仅懂得记忆，而且还根据它生活。如果我们不想化为虚无，而想获得部分人性的话，历史就是奠定了的基础，我们继续受它束缚。”历史是人记忆的故乡。 

李春兰的《走过·走过》，一条弥漫着诗意的瑰丽的开花的街，当代人走过、浓艳的唐代人走过。捕捉到人物形象瞬间的动态特点，画面上再现了周昉笔下的《簪花仕女图》典雅优美的写实造型，两个唐代女子，典雅端庄，其罗纱和肌肤具有质感，展示出大唐盛世的雍容华贵之美；几个走在街上的当代女性，又展示了当下的优雅之美，这里呈现着现代审美中的古典神韵，又呈现着古典外壳中的现代情趣。在本质上这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现实与历史交织一起，当代少女的写实描绘与古代仕女的超现实表现交织为一，精工细描的工笔画法与画家的主观意识与感悟表现一色，让观者得到视觉享受的同时，感慨不已，历史的天空与现实的世界，年年月月花相似，人生代代无穷已。

王仁华的《中国记忆》画了五个现代都市女性，她们手中都牵着提线木偶，有意思的是所牵木偶皆为古装戏木偶，时下各界人士不少人在呼吁保护京剧，而且京剧进入基础教育课堂，这些古装戏木偶使人很容易联想到京剧，画家将女性与国粹艺术京剧联系起来，表现京剧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这样使作品具有历史与现代二重旋律，他们的画朝着历史与现代双向延伸。在对人物的造型塑造时，则借鉴了西画的光感表现，但不求固定光源，而是随物赋形地处理光效，画面体现的光感效果，空透而有磁力。

高云《还记得我们吗》，描绘了三位行军途中休息的新四军女战士，画中题写着这样几行小字：“还记得我们吗……扬子江头淮河之滨任我们驰骋纵横深入敌后百战百胜……高举自由的旗帜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这将观者的思绪拉回那历史的岁月。此画是为纪念新四军建军七十周年而作的作品，画家赞美新四军抗战建国中的贡献时，作者探讨着以什么方式与过去建立联系，用几名美丽年轻善良的女兵来表现，将女性与新四军联系起来作历史的纪念，作者用主观的处理去营造富含理性意味的画境，艺术表现上又是“西化”的形态与结构。李洪涛《春晓——1945》，刻画了四个八路军战士，其中两个是女兵，我们知道，1945是抗战胜利的日子，画家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同样也是与女性形象绑在一起来纪念。在这两幅画中，作者都是既“以色貌色”地描绘出女兵的逼真色相，又注重表现色与色之间相互辉映所焕发的气韵与神采，这种根据主观情调或画面效果的需要出发而体现的色彩效果，较之传统仕女画具有更多灵性，且具有现代感的绘画效果。

 

四、生活世界

生活世界，是胡塞尔的一个哲学命题，直白地说，就是指日常生活。尽人性人情之伦理，从而达到真正的生命与生活。必须从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的关系这个角度来考察生活世界。科学世界是一个结构的世界，生活世界是一个意义世界，而且意义世界是第一性的源世界。生活世界在绘画中被“图像符号”所表现，正如海德格尔曾指出的那样：“从本质上看来，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女性形象折射出的文化意味和社会观念又反映着社会对女性形象的审美期待和价值判断。传统仕女画，存在着造型程式化、概念化的倾向，广告中的女性形象，也存在概念化倾向，广告女郎往往是一些重视外貌和包装却无视知识与智慧的女性形象，多为性感美女与贤妻良母两类概念化的形象，在传统仕女画、广告女性形象的创作中，创作者都带有明显主观倾向的形式处理方式而忽视更为客观化的要求，它们缺少对自然生活中女性主体存在的研究与描写，当代绘画则不同，画家创造中的女性形象，更多的是一些带有生活气息的造型生活化、形象个性化的女孩，甚至有些画家笔下的形象直接出自生活中的原形，突破了空泛概念的传统造型程式，表现了鲜明的时代性。

第一，时尚美。描绘具有时代精神、当代风采的女性人物，以时尚展示女性形象的美，表现了对人生价值与生命本体精神的追求。庄道静的《潮·美甲》，时尚的美甲潮中，那群专心修甲的女孩，与花一起伸展着的美甲后特写的手脚，共同组成花语一样的画面，表现了人物的精神气质。线条流畅、顿挫有变化，用笔平稳、圆润、舒展，如“春蚕吐丝”连绵不断、悠缓自然。画家以置景构图及笔墨色彩等技法语言的运用来营造某种意境，烘托面目氛围。张艺《毕业班的初夏》，刻画了几个服装设计女生，正在给木偶模特做最后的设计整理，紫绿色调，映衬出设计女生的专心的神态，缝制着模特的时装，缝制出女性形象的心灵手巧。杨德玉《新潮工族》描绘了四个美丽的女模特，作者在率意中调动线条表情，增强着色块的表现容积，用画中的字幅点缀出她们的快乐：我美丽时装、名模展示、时尚。

第二，服饰美。以民族服饰展示女性形象的美。人渴望用美的饰品来装扮自己，以达到美的心愿。刘泉义的《黔岭朝雾》，以浓淡明暗的渲染表现了一群女孩在空间的色彩关系，强调了色彩对塑造形象结构的作用，用服饰色彩塑造的六七个身着盛装的苗族女孩，分明就是一簇盛开的当代苗族幸福之花。人物和饰物结构严谨、渲染细腻，画面不失悠远、宁静的工笔画的本体特性、笔墨精神和意境。褚晓莉《云过高原》，带着孩子的五个维吾尔族女子，身材修长，修长到向上几乎与高原齐平，向下与鸟儿同行，盛装的维吾尔族女性像云一样美丽地飘过高原。傅宝民《芳夏》，花树下面是六位盛装的朝鲜族女子，上短下长款式的朝鲜族衣裙，像盛开的金达莱一样魅力无穷。郑美秋《扎西德勒》刻画了三个盛装的藏族姑娘。茹少军《丽日》塑造了几个穿盛装的蒙古女子，李峰《在水一方》，则描绘了四个带孩子的身着民族服装的傣族妇女。在整个画面的营造和人物的表现中，渗透了画家们本人主观意念与理解的过程，以民族服饰衬托女性美，雅致而唯美。

第三，闲适美。画家从人物的气质、风韵、神态和各种植物及其所营造的空间气氛，表现妇女各种情趣的生活方式，反映了中国传统绘画人物一贯的内在精神、气质、潜在意识，表现了一种闲适的生活情趣。马小娟的《轻风吹过》，运用洗和擦等肌理制作方法，在画面上塑造了或历史的或现代的或都市的或农村的或知识的或劳动的七八个变形的美丽女子，皆在明暗不同的光影中闪放着青春的魅力，略暗的蓝绿色的花树与她们明丽的面容相呼应，柔和的线条淡淡地勾勒出她们衣饰的轮廓，画面整体氛围传达出来悠远、宁静的感觉，营造一个透明而厚重的视觉空间，色彩具有很强的意象性和表现性功能，线条视觉冲击感较强，在线条中融入了现代情趣，传递了画家所要表达的理念。孟祥军《盛世华章—闲暇》、王鹏《丽水·纹沙》、吕国钢《清夏》、何枫《一江春水》、桑蕾《假日·六月天》、甘长林的《夕阳一刻闲》、杨子勋《阳光下》、沈宁《水果硬糖》和谢天叙《T台秀》等等作品都表现了一种闲适美。这些作品往往是一种生命体验的外化，带有情感性，形成个性化的符号，贴近了人类世界生动真实的原貌，传递了人对生活世界的自由表达。这些作品又主要是以现代观念性语言和对传统程式化的破解来完成的，既具有扎根于传统的人文底蕴，又富有时代意义。 

 

参考文献：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46

何家英. 创作随笔两篇[J].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06（1）

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魏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孙周兴.海德格尔选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899